果然，上官敏训呈递到御前的丁忧折子被元新帝驳回了，元新帝与太女商量之后要求上官敏训按
照从前“夺情”的先例留职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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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在职居丧的请求，上官敏训出于孝道拒绝了第一次。
于是元新帝又发出了第二道请求上官敏训留职的命令。
皇帝连下两封请求上官敏训留职居丧的奏章回复，这两份里有一份还是出于祝翱之手，这两道夺情的回复奏章在官员里引起了一丝波澜。
虽然皇帝与太女的一些政策与举动已经打破了礼治的一些传统，治国方向已经开始往法治的方向转变了。
但是这片土地已经实施了上千年的礼治，以礼治国就像是埋入这片土地的强大根基，在地下枝莫盘绕直入地底，想要强行拔出传统儒家的礼治思想，必须来一场完全去旧破新的变革，不然总是伤筋动骨的下场。
就算大越是一个新朝，可是它也是依靠了伦理道德的力量在礼治根基供养出的土地上成长的新朝，它的建立与前朝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元新帝作为一个有些传统属性的封建君主，他身上自然有传统礼治妥协的一面，但也有因为太女影响反传统的一面。
作为开国君主，元新帝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去平衡这两个矛盾面去治国去处理政务，才平衡出了一个看似四平八稳的朝廷。
第二道夺情折子自然也是按照当前官场世情的潜规则被上官敏训婉拒了，之后这些御前的翰林们
又被皇帝要求写下第三封要求夺情的折子。
凡事有一有二不可有三，皇帝连下三道折子要求上官敏训夺情在职居丧，作为臣子的上官敏训可
以用孝道拒绝第一次与第二次，但是她不能拒绝第三次。
第三道旨意的撰写就成了御前侍奉的翰林们手中一项棘手的任务，因为满朝文官除了部分人都是希望上官敏训在家丁忧的，翰林院的大部分翰林就是希望上官敏训依照礼法丁忧的存在。
倘若帮助皇帝写下第三道旨意，御前的这些翰林虽然逢迎了圣意，却会被礼法派的文官集团视为一种背叛。
而这些人大多数背后都有礼法派官员的提拔与教导，只有祝翱是完全不属于礼法派的人。
所以这道回复奏折依旧是出于祝翱之手，祝翻知道她这样也算彻底与礼法派划清了界限，虽然她入朝以来大多数文官对自己还算照顾，祝翻却知道那是因为她有着三元的底气，也是因为现在的她不具备真正的威胁力。
聪明的上位者自然会在这个时期对她和风细雨，倘若有一日她走到了上官敏训这样具备威胁力的位置，他们就会异常团结地将自己按下去。
他们不希望上官敏训夺情，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尊重礼法的根基，而是他们不希望这么快就出一个真正的女相，一旦有了第一位女相，那么对于后来的女官们也算是“有前例可依”了。
祝翻不害怕与礼法派的文官彻底划清界限，因为她没有彻底倒向礼法派的可能。
毕竟按照过去最正宗的礼法大节，传统的礼法大节讲究卑者服从尊者，女人服从男人，子孝顺父，臣效忠君。
祝翻这个人就不属于礼法包容的范围，以女子的身份前朝做官按照他们固有的原则更是败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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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新帝作为最大的肉食者对礼法的变革自然是不够彻底的。
他作为君主只要卑者服从尊者，臣效忠君。
却因为二代继承人为太女，三代的准继承人是去父的产物，女人服从男人、子孝顺父的原则影响就渐渐被削弱了。
这种只留利于君王自己的礼法变革自然是容易激化矛盾的，元新帝以开国的君威和残酷的政治压轧将这些矛盾死死按住了，大越的前朝看似和风细雨地就这样矛盾地运作了十几年。
但是元新帝终于老了，太女的明天越来越近，元新帝作为一个男性统治者或许还能让前朝存在一个模糊的法治派与礼法派的中间地带，而太女上位之后呢?
元新十六年的末尾，看似和平的中间地带终于有了一丝硝烟的气息，第三道来自皇帝的圣旨到了上官府上。
按照从前的剧情，上官敏训应该谢过君恩之后接受君王在职居丧的命令，以君命为先，回到朝廷，其他文武百官或许有几句微词，但是最后还是能回到以前那样表面和平的状态中去。
然而这一回剧情却脱轨了，就在上官敏训打算谢过君恩回归自己职位的时候，翰林院的文官与御史台的御史们要求女官群体之中的次级头领黄采薇与他们一道登门拜访上官敏训。
他们以此来要求掌握国家祭祀礼仪之道的太常寺卿黄采薇证明自己对礼法的把握与公正。
这回翰林们上门相挟黄采薇的事情祝翻并没有被邀请一起参与。
祝翱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为黄采薇感到异常忧心，这些跳出来的礼法派就是为了在新女君到来前确立他们心中的尊统而垂死挣扎，为此他们竟然要拖黄采薇下水。
因为黄采薇虽然也是太女提拔的人物，但并不兼顾东宫的职务与尊荣，算不完全的太女派。
护国公一去，元新帝渐渐衰老，太女日益壮大，隐藏的那些礼法派们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再也无力阻拦太女上位的正统，大越必将诞生一位女帝。
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一位女帝不足为惧，他们害怕的是太女上位之后逐渐将他们掌握了千年的话语权剥削殆尽，将正统礼法的解释权完全收归于上。
太女的种种变革与创新早已让他们看出了这位未来的女帝不会是妥协于臣下的君主，所以他们需要在